本文作者迈克尔·J·伯斯金（Michael J. Boskin）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，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，曾于1989至1993年间担任老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。点击链接阅读原文

　　2008-2009年经济大衰退之前的25年里，美国经历了两次简短、温和的萧条和两次强势、持久的扩张。全球范围内，收入大幅增加，通胀得以缓解，股市一片繁荣景象。上一次严重经济下滑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，随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、长达25年的强劲经济增长。然而这一次，回归增长更为困难。

　　这次大衰退以来，美国经济复苏反复无常，经济增长提速又回落。事实上，美国已经十年没有经历过连续三个季度超3%的增长。虽然油价下跌提振消费，这对总需求的贡献部分被低迷投资抵消，并且，强势美元的负面反应会更大。

　　美国不是唯一一个陷入该状况的国家。虽然受益于低油价和欧元贬值，大多数欧洲经济体现已恢复增长，幅度还是微乎其微。相似地，日本复苏仍然脆弱，政府努力并没有明显效果。主要新兴经济体应做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，但连这些国家都在挣扎：中国和印度增速回落，巴西和俄罗斯经济正在缩水。当繁荣期或破产期延续这么久时，它们看似永远也无法结束。危机结束已有六年，一些名声显赫的经济学家在发问，投资不足或科技创新利好的减少，是不是把全球经济推向了“新常态”，其标志为缓慢增长，还有生活水平无法改善？一些经济学家把该现象叫做“长期增长停滞”—一种花哨的描述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的方式。他们是对的吗？

　　总经济增长约等于总工作时间（劳动人员数量、或劳动人员平均工作时间增加）与生产力（每小时产出）增加的总和。如果生产力年内增长1个百分点，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将提升现有的三分之一。在长期，生产力只增长一点也会带来非常可观的影响。

　　资本投资、科技创新、劳动力质量提升都可以增加生产力，经济学家对哪一点最有效持不同观点。

　　据我和Larry Lau的研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生产力影响最大的是科技。

　　以此为前提，美国生产力增速的回落—2010年以来每年平均仅增长0.7%，让一些观察者把增长回落怪在科技创新停滞上。这些悲观论调者，比如经济学家Robert Gordon，主张后续创新无法像之前的科技发展一样提振经济，因为最基本的科技已完全成型，如电器、汽车和电脑。

　　乐观论调者抗辩，智能手机、互联网、纳米科技、机器人、生化创新会开启一个科技为主、生产力增强的新时代。

　　下一个冠绝市场的“杀手app”无法预测，但他们认为开天辟地式的创新仍然有可能发展。

　　两种论调均提到摩尔定律，以英特尔创始人戈登·摩尔命名，他发现芯片上的晶体管密度每18个月都可以增加一倍。悲观人士称，这一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且昂贵；乐观者称这条定律仍然适用，芯片已在向三维发展。

　　很明显，我们很难预测科技发展的轨迹。事实上，新科技的主要商业价值甚至对其开发者来说可能都不明显。当马可尼 (Guglielmo Marconi) 在一个世纪以前首次做出跨太平洋(601099,股吧)无线电系统时，在点对点通讯领域，他的竞争者是电报；他从来没有想过无线电会变得如此大规模且流行。托马斯·爱迪生设计了留声机来帮助盲人—然后发起诉讼，试图通过法律组织人们用它来播放音乐。

　　在一些行业领域中，下一波增加生产力的科技发展可能只是将现有事物复杂化，比如医疗，这些行业的经济影响很难衡量。经济学家相信医疗质量增加—比如对心脏疾病的治疗更有效—无法精确地反映在实际GDP中，而错误地为价格水平增加做了贡献。要想更精确地审视经济进步，需要更好地衡量这些发展。

　　科技推动的发展确实有一些风险。虽然过去的一些担忧被证明是不现实的，比如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会造成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，但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确实压低了发达经济普通劳动力的薪资。国民收入中资本占比增加，劳动力占比减少。

　　但为此限制科技发展会是严重的错误。

　　为鼓励更强势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升，政府应该保证私营部门有足够的动机进行创新、创业、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。

　　例如，官员可以减少繁琐的程序，控制赤字和负债，修改资本形成相关征税条例，改革教育系统，或为研究和发展投资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不应期待经济回到危机前的繁荣时代，因为所有主要经济—包括中国—都面临着巨大的地区性压力。但这些刺激最有可能延续增加生产力的科技发展，从创建公司到现有公司研究部门的发展，不管是科技行业、能源行业还是医疗行业。